今天距离中国职业俱乐部转让大门关闭还有最后两天，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的话，恐怕贵州人和迁至北京事件就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后一次的跨省迁移了。
在去年的足球改革过程中，特别有一条就是要让球队扎根，也就是说要让一支球队在一个地方充分开发当地的市场，于是1月10日大限就这样应运而生了。这次中国足球官方的措施之严，手段之强在过往的足改历史上都十分罕见，可以说为了让球队们扎根，大家也是蛮拼的。
当然熟悉我们文章的朋友也许会想起，实际上在去年年底，当这个决议刚刚颁布之后，禹唐就曾经对这个政策进行过一个评述。当时对这个政策，我们表示了自己的一丝忧虑。今天，在这个即将踏入“零转让时代”的前夕，我们实在觉得是意犹未尽，应该再对整个政策执行后的未来做一个展望，再提几个问题出来。
首先就是各地球队的发展。由于在旧体制下，一支职业球队特别是中超球队基本上都与当地足协，以及大中型企业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行的体制之下，很多地方的球队与企业的合作都是当地足协甚至政府“做媒”的结果，基本谈不上什么市场因素。就拿今年因为权健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天津队为例，之所以最终泰达并不愿意将俱乐部让给权健，就是因为当初天津队与泰达的合作中，双方基本就是政府的“包办婚姻”，掌控天津队的公司还因此得到了几座政府出资的不动产作为运营球队的费用。
这种联合方式无疑更像是一种“长期饭票”的方式，可虽然球队找到了一座靠山，但也无疑给自己上了一道枷锁，彻底失去活力。从此都不得不在商业开发，人事任命等过程中听命于这家长期支持自己的企业。
如果你能听明白这个情况，其实也就能明白我们的第一个忧虑。球队已经无法跨省，无法在球队困难的时候寻求外部资本的帮助，而外部资本也将因为不能把受困球队带到资本所在地生根而放弃注资俱乐部，所以找到一个可能在当地长期扶持自己的企业显然会变成比较理性的做法。因为如果不能找到一个长期支撑，球队就很有可能在找不到下家的时候，面临赛季裸奔，甚至资金断档的可能。我们都记得前几年出现的中甲深圳队的欠薪门事件，一个球队如果以后想避免此类事件发生恐怕只有紧紧抱住几个当地大佬这一条路可走了。
如果说这个问题可能还能通过当地的合理安排，球队的市场化操作来规避的话，第二个问题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了。
其实虽然球队的自由迁徙看上去会让许多地方的足球发展呈现种种乱象，但实际上有一点我们却不得不承认，那就是球队的迁徙实际上也客观上为中国足坛完成了一次市场化的资源配置过程。就拿贵州人和为例，他们的前身就是上海浦东队，而后随着来自上海的球队越来越多，上海球市被极具的摊薄，上海国际队于是迁往了西安。这样的过程实际上算是对于足球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样的迁移，特别是从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到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转移客观上也确实能促进足球资源的扩散。况且从这个案例中，无论是转出还是转入都会对这笔交易表示满意，毕竟一个资源过剩，转出一个也不会伤筋动骨，一个渴求资源肯定会对此拍手称赞。
我们并不想评判一个政策，毕竟作为决策者可能也会有自己的考虑，对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您只是企盼“大门一关，天下太平”，似乎也有些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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