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体育注：
足代会已在昆明闭幕，足代会之后中国足球将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足协脱钩之后将如何运作，中国国字号队伍如何建设，这一系列问题到底如何解决？
一年多前，笔者曾参加国务院高层举办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因到会后只有半小时看文件，不及细想，只粗略谈了对草案的几点个人看法。
印象较深的是笔者当时建议，应该在方案中加入“在足球改革发展进程中，要注重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内容。但在最终公布的方案中，并没有类似表述。不过，在昆明刚刚结束的足协会员大会上，无论从蔡振华的讲话还是张剑的报告中，“社会治理”的印迹仍不难寻觅。
社会治理含有“社会”和“治理”两个因子。我认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一是要从行业管理向社会管理转变，二是要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
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和境界却大不相同。
其差别有三：一是“社会管理”在实践中往往被理解为无所不包，涵盖的领域过于宽泛；“社会治理”则聚焦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等。二是“社会治理”相比于“社会管理”，更突出地强调鼓励和支持各方面的参与，平衡各方面的权责，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政府的管控。三是“社会治理”更加强调制度建设，特别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简而言之，社会治理体系就是要研究和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权责范畴和合作方式。
具体到足球层面，“政府”这个层面是指中央政府、国家体育总局、发改委以及公安、工商、教育、税务等政府部门，牵涉到足球领域的统领性组织为“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社会”这个层面主要指变身为社团法人的新中国足协以及以普及、开展足球为己任的社会足球组织、业余俱乐部和球迷组织；“市场”则指足协公司、各俱乐部和万达、阿里、乐视、腾讯、体奥动力等投资足球的商业公司及其开展的市场运行。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在足球领域，意味着政府发号施令、垄断资源的时代已经终结。政府、社会和市场重新定位，各有权责。彼此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更不能相互替代。唯有如此，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足球，才有可能得到健康发展。
十八大之所以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概念，强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恰恰体现了这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的短板，足球更不例外。因此，中国足球整体的改革发展要“功成不必在我”，播种在今日，收获在明天，中间要有很长的磨合期、适应期甚至阵痛期。认为动用行政的力量就能在短期内完善中国足球体制、提升中国足球水平，不是出于狂妄，就是出于无知。
最近一年多，我经常讲，“中国社会怎么样，中国足球就怎么样”。足球是社会的缩影。你不能要求一个多少还存有诚信缺失、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和监管体系尚未成熟、体育和教育体制隔离、足球传统和足球文化基础并不牢固的当今中国社会，在短时期内拔地而起一个成熟、完善的足球体系。所以，中国足球的改革，不仅仅是足球行业的改革，也是足球社会的改革。
当然，作为国内唯一统领足球事务的社团组织，中国足协的体制改革最为关键，甚至可谓左右着改革的成败。目前，从中国足协到地方足协，多少还有些观望的心态。新任足协副主席、这一轮中国足球改革的操盘手李毓毅在昆明会员大会上就直指改革的关键是“改变观念”，要从“行政依赖”转向“社会依赖”和“市场依赖”。
我不愿过多指责足协工作人员。在我国社团管理极不完善的前提下，甚至全社会在政府和市场夹逼下并无社团运行空间的背景下，你让一个实际享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变身为社团法人，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可想而知。但我想同时指出的是，中国足协体制改革遇到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这一步早晚要迈出去，晚走不如早走。也许开始几步还不如现在躺在行政襁褓中来得舒服，但如果为图安稳而不愿变革，你就永远只能躺在襁褓中，中国足球一万年也不可能脱胎换骨。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人认为足球体制改革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此话不假，但不够全面。应该说，足球改革动了中国足协的奶酪，同时也给予新的奶酪，或者让其可以放手制作更多、更新鲜的奶酪。足改方案中赋予新中国足协财务权、人事权、外事权、规划权、机构设置权，无疑给予了中国足协乃至地方足协更大的运作空间。如果只看到了消失的权力，无意忽视或故意忽视新增的权力，那只能是耍流氓。
在昆明足协会员大会上，佩兰的去留依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在国足已基本无缘俄罗斯世界杯之际，媒体和公众更换佩兰甚至足协主席的呼声渐高。国足是中国足球的旗帜和晴雨表，关注国足是媒体和球迷的本能。但是，国家队成绩的好坏并不是目前中国足球改革的重点。对于新一届中国足协来说，甚至对于全社会来说，现在是“还债期”，为我们几十年来违背足球发展规律、缺乏足球场地、忽视后备人才培养、疏于足球文化建设而“还债”。
在目前的足球基础上，你把世界上最好的足球职业管理人、最好的足球教练请来，依然难以改变国足在亚洲二流甚至三流的现状。如果仅仅因为国足成绩不佳而贸然更换足协管理层，实际上正是“豪赌国家队”观念的体现。“豪赌国家队”，曾经害了中国几十年。我们不应该再任其恶性循环。
抓好国家队，当然是中国足协的重要任务，但不是主要任务，更不是唯一任务。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足改方案提到的改革措施是否落实到位，比如中国足协体制改革是不是动真格了，发改委、公安、教育、工商等部门是不是启动了足球配套改革，足球场地建设是否列入了各地城镇建设规划，踢足球的孩子是不是确实增多了，足球文化、足球诚信建设是否提上了议事日程等。
集中全部精力抓国家队建设，反而越抓越抓不好，这已为过去二十年的实践所证明。反之，在抓好国家队的同时，腾出更多的精力抓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抓足球管理体制的改革，抓足球基础和足球文化的建设，在未来十几年、二十几年中，国足成绩反而有可能得到提升。这是一个悖论。要破解这个悖论，需要中国足球界乃至中国社会的勇气和智慧！
本文转载自体坛周报，原标题：足代会上都说了啥:足球改革,谁动了我们的奶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