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晚评已经连续几天关注了发生在中国体坛的事，今天我们把开始把视角切换到国际体坛上。最近的国际体坛上，有两位主席的表现极为抢镜，一个就是前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最近已经身患重病的瑞士人在病床上表达了自己的“无辜”以及“复辟的野心”。另一边，田联主席迪亚克在刚刚卸任之后，就步了布拉特后尘，开始接受调查，而调查内容就是他与他的儿子利用兴奋剂事件大肆收受贿赂，敲诈勒索的事实。
对于腐败案件，作为门外人的我们无权评价，这需要相关的司法机关自己去调查取证，个中曲直，自有公论。我们今天想说的是兴奋剂问题。从1865年荷兰的一次游泳比赛中发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例兴奋剂案件到今天，兴奋剂问题已经是一个困扰了国际体坛整整150年的老问题了。在这150年中，无论是奥运会、世界杯这样的大型比赛，还是全国运动会，乃至更小型的运动会，我们总能听到一些关于服用禁药的例子。就拿奥运会来说，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加拿大飞人本·约翰逊以9秒79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并获得金牌。但在赛后的药检中被查出服用兴奋剂，比赛成绩立即被取消，并被禁赛两年。而美国女飞人玛丽昂·琼斯则更为典型，为了服用兴奋剂，她不惜找到了巴尔科实验室，并服用了该实验室研制出的新型兴奋剂THG。该兴奋剂可以更好的帮助运动员提高成绩，更重要的是这种THG可以骗过当时的检查系统，这也导致琼斯的兴奋剂案一直到2008年，也就是服用兴奋剂的8年之后才被发现。1998年香消玉殒的花蝴蝶乔伊娜也大概可能是这个类型的兴奋剂服用者。
对于这两位知名运动员的兴奋剂服用史，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清楚的脉络。那就是他们都是主动的服用了兴奋剂，目的当然就是为了获得比赛成绩，从而名利双收。而在琼斯案中科技也成为了她的帮凶，帮助她躲过了一时的追查。但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真相终究有被查明的一天。
但还有一种兴奋剂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先讲一个小故事，笔者在上高中的时候，同班有一位身在田径队的同学。有一次代表学校参加一场长跑比赛回来之后，就在一次同学聊天时说过，在比赛前教练都会给他们一种小药丸，吃完后参加比赛，感觉整个人都像在漂一样。事情已经过了十年，我们也无从知晓当年他吃的是什么，但所有人都明白这就是兴奋剂。
其实中国许多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情况就类似于这个情况。从1994年广岛亚运会的“一地针头”，到后来的孙英杰事件和去年孙杨的兴奋剂事件，运动员们总是在知情，或不知情中间服用了兴奋剂。
再者就是反兴奋剂部门。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反兴奋剂部门都是独立的，而且承担的使命就是纠察出所有力所能及的兴奋剂事件。但这次曝出的兴奋剂丑闻恰恰就是从反兴奋剂部门中开始的，无论是俄罗斯的反兴奋剂组织，还是国际田联和国际奥委会的反兴奋剂组织，如果这次的问题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无疑整个的“犯罪链条”将会被推进到根源上。
在回顾了兴奋剂服用的三种情况之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现今世界体坛兴奋剂犯罪的三种可能。第一种叫利益型犯罪，犯罪主体主要是运动员，动机就是提高比赛成绩，获得收益。这样的犯罪永远无法杜绝，因为从来都会有利令智昏的人存在，加大惩罚力度才是唯一的方式。第二种叫欺骗型犯罪，无论运动员参与与否，这种情况的发生都是教练，甚至更上级领导指示的结果，对此我们应该彻底斩断这条利益链，还运动员自由身(前两天的晚评已经说过，不再赘述)。即便是服用兴奋剂，也要让他们自己做这个决定，自己承担后果。而上面指示，运动员却要承担所有责任的情况无论任何都是不公平的。而对于最后一种则是纯司法问题，其原理和国际足联腐败是一样的，是一个制度性和组织结构的问题。
说了这么多反兴奋剂，我们真的只是在说这一件事么?当然不是。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个话题进行展开，就是因为在主流舆论界，有很多人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把所有兴奋剂事件混为一谈。好像每一次事件都是同样的原因一样，不断的将琼斯，刘易斯的事和这次的俄罗斯禁药事件做比较，然后还让中国体坛引以为戒。那样的结果不但是诊错了病，最后还有可能会开错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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