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协掌门陈戌源被查，意味着中国足球反腐取得了新的成果，也意味着中国足协新一轮“推倒重建”，我们又一次宿命般地回到了“原点”。
不久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以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强队几度把世界豪强逼到墙角甚至斩落马下的惊艳表现，令很多中国球迷既羡慕又痛心：为什么同处东亚、同样人种的日韩能行，中国足球却总是搞不起来？
陈戌源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做出了“回答”：中国足球是一个“病人”。
当一国足协之掌门、一国成年男子国足的主帅都沾染黑幕，严重违纪违法，中国足坛幕后染缸遍布、疾病缠身的状况可想而知。陈戌源的落马固然是咎由自取，可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足球总是腐败缠身？
中国足球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案例，就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后，于1994年开启职业联赛，经过数年卧薪尝胆，锻造出一支公认史上最强、冲进世界杯的男子国足。其他多数时间里，都少有起色，腐败是挥之不去的暗影。腐败的侵扰是中国足球改革始终推进不力，中国足球多年来频跌低谷的根本原因。从李铁现象可见一斑：“朋友圈足球”“江湖足球”，不断侵蚀着足球发展空间、扭曲着足球生态，令足球逐步软骨化、低能化。而“李铁”不止一个。
腐败问题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始于2009年的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足坛最大一次规模的反赌扫黑风暴，将两任足协“掌门”拉下马，全面荡涤了中国足球的污浊地带，给中国足球争取了数年相对理想的发展环境。受益于此，中国男足时隔十余年重新打入世预赛亚洲12强赛。可是，为什么还会出现新的甚至更为严重的腐败问题？
腐败不断，除了个体因素外，体制机制不顺是更重要的原因。在足球领域，政社不分、政企不分、官商一体，必然滋生腐败因素，这已经为各国足球发展史所印证。
正是基于此，2015年8月17日，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召开，《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出炉。方案提出，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适时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理顺中国足协与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的关系，改革完善中国足协人事管理制度和财务资产管理制度等。自此，中国足球“去行政化”打开局面。
3年多前，陈戌源“千里迢迢”，从国企领导的位置来到足协，以职业俱乐部当家人的身份就任中国足球历史上首任专职足协主席，这本是中国足协去行政化以来一个标志性事件，备受期待。但结果令人失望，众望所归的“去行政化”为何看上去作用不大？
其实，陈戌源事件并不能说明去行政化的无意义，相反恰恰说明，去行政化在中国足协这个层面还不够彻底。
以陈戌源力主推动的俱乐部中性化冠名为例，这一过程中，充满了行政命令式的“一刀切”，引发的舆论批评至今未息。在其他中小俱乐部被迫将名称改得面目全非的情况下，有过陈氏痕迹的“上海海港”这样的擦边球式名称却能通过审核。足协当然拥有自主权、拍板权，但不采取民主商议、科学决策的方式，而是摆出闭门造车的姿态，这是典型的“官式”管理。这种风气，在不顾实际硬推“U23政策”等方面亦有体现。当行政化推进不彻底，俱乐部话语权不足，既容易打击投资者积极性——众多球队解散或退出即为明证，也极易导致暗箱、勾兑、粘连行为，危害公共利益。
反观近邻日韩，更可洞察我们的不足。比我国早一年开启职业联赛的日本，施行严格的管办分离，负责管理职业联赛的职业联盟与足协职责分工、相互协作；韩国也由足球联盟管理韩国职业联赛，独立运行，与足协分离。日韩的成功经验表明，市场化、社会化、职业化程度很高的足球，容不得行政化的束缚。
治乱和规范是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司法力量介入是治乱的保障。很多时候之所以乱象不止、乱上加乱，就因为，当某些问题已经涉法时，足协还在采取内部“类行政”、保护式处理的手段，当然苍白无力。
总之，我们唯有坚定去行政化、管办彻底分离的信念，扎扎实实地推进，方能将腐败因素和腐败势力遏制到极致，使之失去游弋空间；方能理顺体制机制，令联赛等管理事务走上正轨。这是中国足球走出泥沼，迎来曙光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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