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体育注：
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蔓延，多行业都遭遇了空前的打击，具有典型聚集特征的体育赛事，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各国赛事产业都因此遭受了明显的经济损失。面对未知的全球疫情发展情况，各地都在积极分析与研究这次疫情产生的影响，尽早地采取应对措施。2020年5月体育总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体育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了《关于有序恢复体育赛事活动的指导意见》，意味着我国体育赛事已经开始逐步“苏醒”，如何在逆境中寻求体育赛事产业“新生”力量，以最大程度地减小疫情蔓延对体育赛事产业的不利影响，把握特殊背景下的体育赛事发展机遇，尽快走出疫情造成的体育赛事产业发展困境，成为值得我们思考的议题。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2020年本该是一个体育大年，各项赛事百花齐放，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全球多项体育赛事先后宣布取消或暂停，欧洲杯与东京奥运会也先后确定延期，全球体育赛事基本停摆。国内马拉松相关赛事、各级各类足球赛事、滑冰赛事、全国性的羽毛球赛事、WCBA联赛等也纷纷按下暂停键，国内外体育赛事供给量急剧下降，导致体育赛事产业的“休克”，对经济、社会等多方面产生较大影响。
利益与疫情的博弈
随着体育赛事的规模及产业链的不断扩展，商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赛事产生的综合影响已经远超赛事本体，英超联赛的经济贡献占全英GDP的1%，西甲和西乙联赛对西班牙GDP贡献为1.37%,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助推器。疫情的蔓延，导致多项赛事无法如期举行，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亚足联经济损失超过9亿美元，NBA停摆损失上亿美金，德甲赛季取消的直接损失就将达到7亿欧元，东京奥运会的延期，直接损失达到60亿美元，若考虑赛事经济辐射作用，损失将进一步扩大。
体育赛事与经济的关联度越高，体育赛事便越“输不起”，无论是赛事组织、运动员、赞助商、媒体，还是赛事主办地区都深受影响。从商业性体育联赛来看，当赛事收入链条断裂，赛事系统平衡被打破，基础设施维护与修缮受影响，球员收入下滑等，导致降级、破产、托管问题随之而来。为了尽可能地减缓疫情对体育赛事的冲击，各赛事主体反应不一。英国马拉松赛事以基础设施已到位，场地和承包商已准备就绪为由照常举行。北美LCS、欧洲LEC和土耳其TCL外卡赛区选择放弃在收入里占比较低的门票，举行“空场比赛”，保住转播和赞助合约。
目前来看，体育赛事基本处于赛事防控应对的第三阶段，各类赛事纷纷延期、停赛。国内各项赛事如中超、CBA等联赛表示推迟，近年参与热情高涨的群众性马拉松赛事也纷纷停摆，涉及赛事200场次以上，预计损失将达全年营收一半以上，疫情结束后下半年扎堆办赛，又会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但是在疫情全球蔓延的环境下，生命和安全理应凌驾于赛事经济之上，全球体育赛事的损失不可避免，当下关注的核心在于如何评估风险，以及风险应对。
多米诺效应凸显
如今的体育赛事已经是比以往复杂的有机整体，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联系密切，无论是赛事日程、媒体转播、营销方式、组织形式还是球员管理等层面都发生了改变。随着体育赛事的全球化演进，体育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因此体育赛事大面积暂停、延期造成的损失与影响也不会是孤立的，往往错综复杂，互相牵连。赛事停摆这个蝴蝶翅膀的煽动，波及全球体育产业，此外，赛事供应链的变化将导致整个体育赛事生态圈的产业布局革新，以上所有因素叠加，形成了多米诺现象，所有的国家、赛事企业、赛事组织都难以独善其身。
一是赛事赞助商权益受损，赛事延期举办显然为赞助商及供应商广告效益的“兑现”带来了不确定性。对于已经确定的赛事赞助商无法按预期实现其赞助收益，损失如何弥补，由谁弥补成为新问题，赞助商减少现金赞助赛事，更改赞助计划已成为大概率事件。
二是媒体转播出现空档期。赛事版权权益包括商业赞助权、媒体转播权、门票销售权、商业开发权等，其中赛事转播权是体育赛事版权中的核心资源，随着全球体育赛事的基本停滞，媒体转播的核心产品“赛事”本身的缺失，导致媒体原本的赛事直播时段无赛事可播，内容匮乏，部分媒体只能够通过重播经典赛事，球员在线互动等方式填补空白。
三是赛事延期加大后续赛事资源协调难度。东京奥运会的延期消息一确定，包括游泳世锦赛、田径世锦赛、全运会、大运会在内，国内外的多项大赛将不得不面临与改期后的奥运会“撞车”，势必造成后期赛事的大量聚集，那么赛事物料、补给等如何实现集中有效供给，对上下游产业链都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突遇“寒冬”，体育赛事产业危机四起
第一，中小型体育赛事企业生存面临巨大压力，企业存在集中倒闭风险，从业人群存在失业风险。体育赛事所带动的一系列体育用品(服饰、体育用具等)销售停滞，库存周期加长，资金占用明显。依托于传统线下活动的经营机构主营业务停摆，以往发展模式遭遇挑战，从业者亟需寻找创新业务突破口。
第二，“契约精神”面临挑战。当赛事被迫中止或延期，带来的球员、媒体、赞助商等多方利益相关者无法按约履行合同，带来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对体育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中超外援合同方面的损失谁来承担？转播中的诉讼问题，赞助商方面的纠纷等方面的风险我们如何应对。
第三，营销与宣传方式面临全新环境与压力，赞助权益无法有效实现，品牌曝光率降低，对企业产品销售存在潜在影响，同时体育赛事转播资源大幅下滑，版权成本风险加大，广告资源下降，报价降低，整个体育赞助市场活跃度下降，伴随着全球经济的下滑，体育赛事消费与赞助受到强烈冲击，体育赛事资本投入将遭遇滑铁卢。
第四，中国体育产业自2014年46号文发布以后开始快速发展，体育赛事运营体系尚不完善，风险管理也较为空缺。从发展路径来看，主要依靠引进国外赛事IP，知名职业联赛来培育国内体育消费群体。疫情的全球蔓延，使得我国原有的赛事引入战略遇到瓶颈，发展困境具体表现为对外部的依赖性较强，控风险能力的较弱，自主调控能力差。
识别机遇，困境求生
其一，大数据等技术催化，线上各类赛事互动成亮点。在疫情的催化下，各种借助5G等技术发展的线上产品也开始爆发需求。由于线下赛事无法举办，线上体育需求被极大激发，推动相关APP围绕客户需求不断创新升级。疫情期间，众多线上体育平台用户数和视频播放量成倍增长，线上体育转播平台的场均观赛人数呈现增长态势。线上体育消费成为赛事产业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助力体育产业提质升级。电子竞技市场得益于“宅经济”的作用，未来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也必将开拓更加丰富的玩法与体验。
其二，疫情短期扰动不改体育赛事消费的长期逻辑。无论是参与型还是观赏型赛事消费，大众的消费热情仅仅是被延后而非消失，甚至会出现小幅增长，因此疫情对于体育赛事消费冲击属于短期扰动。一旦疫情全面平稳后，其发展的态势更多是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行业市场所决定，因此建议把握住体育赛事的长期成长逻辑，在短期扰动期内抓住机会，着力调整赛事结构合理性与行业活力。
其三，疫情期间，因为被动闲暇时间的增加，体育赛事需求稳中增长，但赛事供给减少，呈现供不应求的赛事卖方市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较早从疫情中逐步恢复的国家地区，5月体育总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体育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了《关于有序恢复体育赛事活动的指导意见》，意味着我国体育赛事已经开始逐步“苏醒”，中国体育赛事应抓住目前“全球赛事空档期”，打造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IP赛事，为赛事的“走出去”积蓄力量。
疫情下的体育赛事产业破局之策
加强风险管理，提升危机应对能力
政府层面应加强各类体育赛事的风险识别与评估，找出风险源是风险应对的关键，同时充分评估赛事风险等级、风险影响程度。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无疑是当下体育赛事危机的风险源，但当下更重要的是对于潜在次生风险源的识别与评估。各级政府部门应把好赛事风险管控第一关，具体来看，有以下措施：
首先，成立专门的赛事领导小组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及时应对，包括对国际赛事涉及的外籍运动员的防疫把控，以及群众性赛事举办的疫情风险防控。
其次，建立赛事风险评估体系，对体育赛事的机构进行资质评估、综合运营能力评估等，以保证疫情风波下的体育赛事“量减质不降”。
第三，加强资金风险识别，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严防企业利用政策红利的投机行为。经济下行与赛事暂停延期等多因素附加，导致相关企业运营问题频现，资金链难以维系成为主要问题，为此各地区体育局提出通过促进相关政策落实、减免企业房屋租金、给予赛事企业补贴等措施促进区域体育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稳定发展。那么政府提供的扶持资金能否被合理使用，政府的资金去向，企业的配套资金是否到位，如何规避已经招标的企业因资金困境退出等问题都成为识别资金风险的关键，因此建议成立第三方赛事专项资金监管平台，降低政府、企业双向的潜在资金风险。
第四，创新运动员训练方式，疫情导致现役运动员因无法参与集训而出现的体能赛技下降的风险不容忽视，为实现“抗疫情、保备战”双重任务，创新训练方式显得尤为必要。
第五，区域联动应对风险，降低风险程度。体育赛事作为体育产业发展的核心板块，涉及多利益主体，因此受疫情波动是多方面的，涉及国际性赛事、足球、篮球等职业联赛、群众性赛事，以及城市区域运动会等多项赛事。众多赛事的延期，势必导致疫情缓解后的赛事重叠与聚集，高密度的赛事会摊薄有效的赛事资源，影响预期赛事战略目标实现。因此，可以通过发挥区域之间联动效应整合赛事资源，降低、转嫁、控制赛事聚集导致的一系列风险，这或将成为区域一体化办赛的新模式。
线上线下联动，鼓励企业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经营
完善线上赛事体系，提升精彩度，重塑体育赛事企业运营管理模式，多元化经营对抗风险。在线下赛事停滞期间，通过线上赛事培育消费市场主体，扩大潜在消费群体数量，为疫情后的线下赛事奠定产业发展基础。线上赛事主体可分为两大类：
其一电子竞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通过软硬件结合营造的环境进行对抗，过去三年内，我国电竞用户数量增长率持续保持在20%以上，2018年用户规模达到了4.28亿人。赛事相关企业可结合自身优势资源从产业链上游—内容提供，中游—赛事运营，下游—内容传播入手，深挖电竞赛事的流量价值。
其二是线下完成线上计分的“云赛事”。近日国家射击队试水“云比赛”，取得较好的效果。这类赛事参赛人员不受地域限制，更灵活自主，但对体育与科技的融合提出更高要求，同时由于网络存在诸多不可控因素，如何保证比赛的绝对公平等都是需要关注的方面。相较专业赛事而言，群众健身类赛事“云参与”更具推广价值，因其娱乐性高于竞技性，对网络监管、参与资助审核要求较低，推行起来更便捷。如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中国健身气功协会主办的“2020年全国健身气功网络视频大赛”，一上线就受到全国群众广泛参与，据赛事承办方华奥星空统计：自5月16日活动上线以来，共接收参赛视频5000余个，截至6月4日，活动页面访问量达7200多万人次。目前比赛仍在投票阶段，该数据还会更加可观。由此可见，赛事企业可以在“云赛事”上做足功夫，“云赛事”或成为一种新生赛事形态。
赛事体系重构，社区扮演重要角色
疫情期间，我国各区域以高效的管控能力及时地控制住了疫情，充分验证了整体架构运行的高效性与有序性，是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典范。从基层来看，我国的社区管理运行体系已较为完善，各社区综合管理水平、各部门协同作战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为体育赛事深入到社区提供了非常好的组织架构优势。在疫情将国际体育赛事资源被动隔离的境况下，更应该找准时机，重新梳理赛事发展体系，从两个方面实现新突破：第一，抓紧机会培育自己的体育人才；第二，引导群众性赛事结合全民健身计划深入到各个社区。
积蓄力量，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近年来，我国在赛事“引进来”的国际化进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如F1中国大奖赛、ATP1000网球大师赛、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环球马术冠军赛、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等国际顶级赛事纷纷进驻，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接下来赛事“引进来”，要进入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阶段，无论是运动项目选择、赛事类型都要充分评估其与上海城市发展的契合度、有用性。赛事与举办地的匹配度，成为下一阶段“引进来”的重要考量。
疫情给国际赛事按下暂停键的同时,也为我们积蓄“走出去”的能量提供了契机。需要强调的是，“走出去”不单单是自有IP赛事走出去，关键是赛事运作服务和管理服务走出去，要培养一批具备跨国运作能力的赛事企业，这是上海体育赛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自主自治的内控升级效应
加强赛事行业法制化、规范化、自治化建设，优化升级不同类型体育产业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能力；落实预付费等风险防控管理办法，加快构建覆盖体育组织、体育企业、从业人员等的行业信用体系，建立体育产业“黑、白”名单，推广信用服务和产品的应用；推进行业自理，加强商会、协会的指导管理作用，提倡诚信经营、服务规范，加强体育企业互保体建设。
实现行业动态监测，借助大数据、舆情系统及第三方调研，科学预测产业损失，加强对体育行业疫情影响和重点企业的动态监测，降低行业运营风险、履约风险和不良连锁反应，对不合规、不合法和不安全的企业勒令停业整顿，保障员工及民众的合法权益。加强企业经营风险培训，树立行业规范经营，责任主体示范榜样。检视改善平日隐藏企业深处隐患，推进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精细管理运营升级和风险预警系统完善，减少突发性事件对以中小微企业为主的体育产业的根基损毁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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