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体育注：
温度超过三十度的南京龙江国家滑板训练基地，不到十五分钟，刘佳明身上的T恤就湿透了。因为2019南京滑板国际公开赛，国家集训队的训练取消了，但集训队成员刘佳明还是决定到场馆里来给自己加练。
作为曾经的社会滑手，23岁的刘佳明跟滑板打了11年交道。新伤摞旧伤，使得他不得不把训练的时间，控制在五小时以内。
“现在的顾虑，就是我怕我没有太多时间训练。”
东京奥运会已经近在眼前。
社会滑手与跨界选材并行
2016年8月，国际奥委会决定为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增添5个新的项目——滑板、冲浪、攀岩、棒垒球和空手道。2017年8月，由中国轮滑协会主导，全国各地按“举国体制结合市场机制”的改革原则组建了6支滑板国家集训队。
作为舶来品，滑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进入中国。跟传统奥运项目的运行机制不同，滑板的发展一直由民间商业力量推动，是缺乏系统性地野蛮生长。
国家集训队成立伊始，便向大部分优秀的社会滑手发出了邀请。但对于入队前景，大多滑手都心存疑虑——滑板就是要无拘无束啊，组建队伍为国出征这种事，太正式，也太陌生了。
第一次召集集训，有2/5的滑手没有来。
“我们不知道我们进入（集训队）之后会怎么样。”
按照官方的原计划，一方面面向全社会择优选用尖子运动员，另一方面尝试跨界选材，培养滑板的后备力量。但集训招募起初的不顺利，也让这个计划迅速做出调整。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一部主任黄强说，“未来国家队的组成肯定以跨界跨项选材为主，同时吸收市场化培养的优秀滑板人才。”
自此，社会滑手与跨界选材滑手两线并行，为备战奥运会积极做着准备，也都在经历此前从未出现过的磨合和挑战。
历史性地看待滑手的商业行为
“自由惯了”的滑板，要走上“正途”，势必面临一些问题。
头一件事就是作息问题。
在国家集训队，滑板队每周7天里有6天是准军事化管理。时间被一格一格的作息表分割，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早饭、跑步、训练……
“我也可以（早上）起来，但是下午的效率可能更高一点。”
飘逸的黑发，黝黑的皮肤，黑色的T恤，才17岁的高群翔已经有了12年的滑龄，他2019全国滑板锦标赛碗池比赛的第一名。在没有加入集训队之前，他几乎没有在上午练习过，更别说比赛。
“没有人会在早上出来的。”
正因为如此，第一次接到国家集训队邀请时，高群翔拒绝了。但后来经过综合考虑，他还是在2017年11月进入了队伍。一年半来，虽然也适应了，但还是不太习惯这种约束。从内心来说，他还是认为，滑板是想滑就滑的事情，关键在兴趣使然，而不是靠规章制度。
然而，这是他们登上一个更大舞台所必须要做的妥协。
刘佳明很清楚这一点。
“现在早起对我来说不是件难事儿，我还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还在滑板，不是吗？”
而对于管理者来说，有些妥协和让步也是必要的。
国内大部分社会滑手的收入，主要分为承接广告、商演和比赛奖金。优秀的滑手会签约滑板品牌商，参加商业比赛，为品牌代言。加入国家集训队之前，每位社会滑手身上都至少有一个赞助。
但矛盾的是，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2017年出台的《滑板国家集训队组建管理办法（暂行）》，明确表示，国家队运动员的商务开发权归中国轮滑协会。
2017年3月，南京冠奥宝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轮滑协会就共建滑板国家集训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享有中国滑板队的独家商业开发权。
利益的直接冲突，也使得第一次召集集训的时候，不少滑手选择了放弃。
为了更多地吸纳人才，轮滑协会提出，2019年4月的全国滑板锦标赛，获得前三名的选手可以进入国家集训队，代表国家队征战奥运积分赛。虽然跨界选材过来的滑手的进步肉眼可见，但社会滑手依旧代表着中国男子滑板的最高水平——前三名全部被社会滑手占领，其中，刘佳明获得第二。
社会滑手技术更成熟、水平更高是不争的事实，为了备战效果，他们必然要成为集训队争取的对象。而历史性地看待滑手的商业行为，以达到在不过分牺牲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保障国家队的利益，也是管理的题中之意。
于是，国家集训队对社会滑手和跨界选材来的运动员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在社会滑手参加商业活动和商业比赛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使得社会滑手能够安下心来，全力训练备战。
无兄弟，不滑板
2019年1月，U系列中国青少年滑板巡回赛（山东站），方家樑取得了人生中第一块滑板金牌。就在一年半以前，他还是一个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滑板的武术生。
2017年，在广东某武术学院上学的方家樑收到一份来自滑板国家集训队的邀请。
“以前在街上看到过（有人玩滑板），觉得挺感兴趣的。”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方家樑加入了滑板跨界选材的队伍。
刚练习三个月，方家樑就参加了一场俱乐部举办的联赛，“当时的表现挺差的。” 回到集训队，方家樑开始更严格的要求自己。“摔的次数，数都数不过来，也有受伤，但是喜欢嘛。”
因为喜欢，所以方家樑开始了解滑板文化：“有些是跟社会滑手去学的，自己也有去了解。”
国家集训队成了之初，很多滑手对于跨界选材的态度也有所保留，刘佳明也不例外。但两年过去，他亲眼见证了像方家樑这样的跨界选材滑手的成长——有很多选手年龄小，胆子很大，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像极了当年的自己。
刘佳明11岁时得到人生中第一块滑板，那时他还什么都不会。在自家小区的花园里，看到有大哥哥在玩儿，他就央着他们教。
在街上只要一听到滑板摩擦地面的声音，刘佳明就寻声去找，常常会追上去交个朋友。
“因为滑板的人太少了，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教练，就是互相学习。”
社会滑手就是靠着热爱辨认彼此、共同拉扯着前进的。
因为感同身受，刘佳明也很乐意帮助跨界选材而来的这些后起之秀。一起集训的时候，有些小队员姿势不标准，他会主动上前纠正。
“我们滑板就是这样，我之前就是这样成长的，如果他们真的爱滑板，我会跟他们交流。”
在教滑板技术的同时，刘佳明也会告诉他们一些关于滑板的文化。他说：“我们从来都不是体制的对抗者，我们只是想捍卫滑板文化。”
没有空调，南京龙江国家滑板训练基地的温度超过了三十度，不到十五分钟刘佳明身上的T恤就全部湿透，但他习惯了。“虽然目前来看是我们更强一点，但如果再给他们（跨界选材选手）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可能会超过我们。”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国家集训队在克服无人应征、缺少教练、场地难寻等一系列问题之后，还是逐步展现出在训练条件、社会资源动员和市场普及方面的优势。
周穆峰，滑板的人都叫他粥仔，是湖南一家滑板店的老板，去年受过一次大伤，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技术退步很快，有些动作再难做出。他很羡慕被征召入队的同行们：“那样就可以专心滑板了。”
经过两年的观察，滑手对于加入正式的队伍不再那么陌生和排斥。据上海队主教练杨康介绍，有50%左右的滑手都选择进入省队或者国家集训队。剩下的滑手，一部分是因为自由惯了，一部分则是省队名额有限，“没有排上号”。
杨康是上海队的主教练，也是全球最大滑板批发商NHS的中国代理商。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滑板的他，见证了中国滑板的起起伏伏。他也指出，在成为各级队伍争抢的香饽饽之后，有些社会滑手的进取心减弱，“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根本没有在为未来考虑。”
滑板是自由的，但有时候也不那么自由。杨康说，跨界选材的滑手对于社会滑手的追赶只是时间的问题，很少有社会滑手有这样的危机感，他们只要有地方滑，有钱赚，有朋友就可以。“他们还是没有把滑板当成他们的职业。（只有）永远走在别人前面，（才能）永远不会被淘汰。”
两种文化的磨合还在继续。
2017年中国滑板俱乐部联赛首战开幕式，就在滑板圈引起了“轩然大波”，锣鼓歌舞表演让不少滑手直呼“辣眼睛”。一位来自陕西队的滑手表示：“不知道怎么说，开幕式宣传一下滑板文化不好吗？可能还是不太了解滑板吧。”
很多滑板界的专业人士逐步参与到办赛和训练中，也让这种磨合加速。
“滑板是一个小众的项目，我们进入体制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滑板，但一切都有一个过程。” 杨康说。
经世界轮滑联合会授权，2019年7月至2020年5月，中国将举办6站奥运积分（资格）赛，南京是第一站。7月，亚洲第一场奥运积分赛在南京龙江国家滑板训练基地进行，比赛采用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相同的比赛规则。
场地慢慢建起来，比赛也越来越专业。杨康说：“现在所有的乱象都是中国滑板发展的必然的过程，但，未来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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