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3日，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在京召开。
还在适应角色的姚明，以篮协主席的身份出席了大会，轮到他发言时，工作人员发现话筒的高度还不到他的胸口，只好临时找来了话筒架，并调到最高位置，但仍够不着姚明的嘴巴。“姚巨人”无奈一笑，只好手持话筒。
这一次，姚明是作为体育社团改革的代表上台讲话。
一年前，也是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履新体育总局局长不久的苟仲文意外点名姚明：“我看篮球就可以请姚明当协会主席，篮球让篮球人自己去做。”
很快，姚明就成了篮协主席，这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一大批明星运动员替代官员，执掌各个单项运动体育协会。过去，坐在这些位置上都是正司级官员。
以体育协会实体化为号角，一场沉寂了近二十年的体育改革重启，引人注目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苟仲文出席政协体育界别联组会议时，回应了外界对改革的争议和期待。
“当下我们没有别的路子可走，还是要走改革之路，把市场和计划平衡好。完全去掉举国体制肯定是不行的，不迈向市场更不行”，苟仲文呼吁“下一步要加大改革，希望各方面能够给些理解和支持”。
从弱势项目入手
姚明担任篮协主席之前，体育改革的思路已经在酝酿。
据媒体公开报道，2016年12月底，苟仲文担任体育总局局长后召开第一次全国体育局长会议时，他没按惯例让政法司起草文件，也没有让秘书来执笔，而是自己亲自执笔写了一份施政纲领，重点就是各个单项体育协会的实体化。
过去，单项体育协会和各管理中心人、财、物不分。“体育协会成了管理中心的一块牌子，空有其名。”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体育社会学家卢元镇说，协会主席也由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兼任，“哪块牌子好用，就用哪块牌子”。
这种体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管理中心主任是行政干部，有任期限制，到了60岁必须退休，这与体育事业的发展是有冲突的。国际体育组织的主席们职业生涯都很长，工作到70多岁、80岁的不胜枚举，但这在国内很难实现。
“任期制导致他们在发展项目上急功近利。”资深体育媒体人房学峰看到的现状是，把一个项目从第二十名变成第十名的项目，一点意义也没有，所有人抓的都是能把第八名变成第三名，或者把第四名变成第一名的项目，“最需要支持的弱势项目，越来越边缘化。”
针对这一现状，本轮体育改革的中心议题就是把体育协会做实，由协会来负责项目的发展，原来的项目管理中心只提供业务指导。未来，项目管理中心都会被合并，甚至注销。
在房学峰看来，这次改革实际上是延续了二十多年前就已启动、但又中断了的“去行政化”。
1993年，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对体育系统进行了第一轮去行政化改革，体委下属的二十多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就是第一轮改革的产物。在伍绍祖的改革蓝图中，各业务司局以项目管理中心为过渡，最终变革为运动项目的社会化团体和协会。
但在伍绍祖任内，这一蓝图仅仅执行到半途。随着伍绍祖的卸任，体育改革陷入停滞，原打算作为过渡的项目管理中心却被固化下来。
伍绍祖离开16年之后执掌体育总局的苟仲文，再次将改革的目标聚焦到协会实体化，他提出要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中心的人不能当协会主席，以后将不是中心怎么改造协会，而是协会怎么改造中心”。
一年以来，已有篮球、击剑、柔道、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摔跤、滑冰等协会任命了新的主席，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运动员出身。
“从弱势项目入手。”与苟仲文有过多次接触、交流的房学峰说，本轮体育改革的步骤也是有讲究的，强势项目暂时只进行微调。
现在绝大多数协会都与管理中心进行了剥离，但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射击等优势项目，基本没有调整，依然是各个中心的主任兼任了协会主席。
这些优势项目恰好也都是奥运项目。2017年6月，国家体育总局棋牌管理中心主任罗超毅在出席城市围棋联赛时，向外界透露：总局对各个管理中心的改革，已经确定了时间表，“一些非奥运项目已经先走了几步，很快就要轮到奥运项目”。
据他介绍，这轮改革的总体要求是五脱钩，除了机构、职能、资产、人员要脱钩，党务工作与外事工作也要脱钩，改革后党务工作由党的部门来管，外事工作要实行属地化管理。
截至2017年底，28家脱钩试点改革协会已有10家完成脱钩任务，3家脱钩实施方案得到批复，7家完成脱钩方案报送。
据房学峰观察，体育总局基本上都会为改革后的协会“逢山修路遇水搭桥”。
姚明履新不久，他的改革方案被否决的消息甚嚣尘上。就在各方都在猜测姚主席的权力是否被架空时，苟仲文主动为姚明澄清：“也不能说今日上任，明日就出台一系列政策，而是要有一个过程。”
最终，姚明抛出了在篮协建立双国家集训队制度的改革方案，两支国家队左右手互博，竞争出真正的国家队。
改革之后，协会的自主空间比以前大了很多，不仅是篮协，击剑协会也在摸索，已没有像过去那样设置优势项目和弱势项目，而是把每个剑种都当成重点。
“其实是在补课”
过去一年，每个月都会有体育总局人事调整的消息，22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有20个调整了领导班子。对此，连苟仲文都自嘲有个外号叫“全斗焕”，谐音“全都换”。
人事调整的原因少数跟年龄有关，大多跟改革相关。操盘手苟仲文似乎已经习惯了置身于改革的漩涡中。此前，他在原信息产业部、工信部、北京市工作期间都推出了多项改革。
2016年10月31日，59岁的苟仲文“压哨升迁”，由北京市委副书记晋升体育总局局长，官至正部级，其时距离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委副书记，不到半年时间。
以体育“局外人”身份入局，又被贴上了“改革”标签，苟仲文甫一上任，就被外界寄以改革体育系统的厚望。
“2008年之后，就是最好的改革时机，但是我们错过了。”体育社会学专家卢元镇认为苟仲文主导的这轮改革，其实是在补课。
卢元镇分析，改革之所以停滞多年，一方面是利益牵涉太大，另一方面奥运会四年召开一次，改革会带来成绩振荡的风险，“谁也承担不起责任”。
正如苟仲文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的发言称，中国体育有其特殊性，“4年一届的奥运会，总是纠缠着，使得改革步履维艰”。
可是，即便顾忌到奥运会的成绩，中国2008年之后在奥运会上的收获也是每况愈下。
在卢元镇看来，备战2008年奥运会过程中，项目中心的权利进一步增强，集行政、社团、企业、中介、事业单位于一身。行政力量最大化带来了北京奥运会的“无与伦比”，中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奖牌数。
但是这种模式并不可持续，到里约奥运会，中国奖牌总数已从100跌至70，金牌数则从51跌到28。传统弱势的项目依然很弱，而优势项目如体操、射击、举重、羽毛球的优势也在近年的世锦赛中，遭到严重威胁。
卢元镇认为，“伦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的表现就是不改革所带来的后果。”
以备战促改革
上两届奥运会表现不佳的阴影还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脚步已在逼近。届时的成绩也将从一个侧面检阅本轮体育改革，毕竟体育改革主要针对的就是竞技体育。
“我们确实遇到很大的挑战。现在国家体育总局上下应该说进入了临战状态，请大家放心，但是难度确实很大。”对于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苟仲文在2017年“两会”期间如此公开坦言。
据房学峰了解，体育总局内部非常在意能否在东京奥运会上打败日本。但令他担心的是，中国竞技体育在夏季和冬季两条战线上都呈现着下降趋势，而日本则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虽然日本在近几届奥运会奖牌榜上的表现一直不如中国，但在2017年各项世界大赛上，中国的成绩不如日本。
有数字为证，中国2017年获得了27个项目的世界冠军或者世界排名第一，日本则有29个，而且日本还有几个项目没有派出最好的选手。“这是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房学峰说。
面临日本的来势汹汹，体育总局改变了传统的备战模式，提出了“以改革促备战，以备战促改革”的口号，成立了总局备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与往届奥运备战办不同，现在的备战办更接近于中国奥委会实体化的孵化器。备战办成员不限于公职人员，备战办主任刘爱杰原是竞赛司副司长，已经过了60岁的退休年龄。
此外，本届备战办还可以接受社会资金支持，这在以前不被允许。
2017年11月21日，中商华通与备战办签署协议，将为中国备战2020东京夏奥会、2022北京冬奥会提供支持。这是备战办成立以来，收到的第二笔支持资金，第一笔捐赠来自房地产企业东胜集团。
目前备战办仍处在组建摸索过程中，备战办主任刘爱杰提出要广纳天下英才，将全国、全球精英都网罗进来，参与奥运会的备战。
“目前整个备战办就像一个创业公司”，资深体育媒体人房雪峰也是备战办成员之一，据他介绍，现在备战办已经建立了科技助力、运动表现和康复医疗科技三个团队。
除了科研人员，备战办还邀请了律师、经济学家、媒体人加入，还计划设置国际人才引进部门。
未来，备战办还有一项工作要做，那就是“拆篱笆”。
备战办主任刘爱杰说，跨界选拔运动员是全世界通行做法，但中国体育界人为搭建了各种制度的篱笆，造成了运动项目之间的隔阂。
近年体育总局领导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跨界选材”——跨项目、跨民族、跨地域、跨领域选材。
房学峰回忆，面对中国体校日渐式微，苟仲文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有几百万武术学校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从里面选运动人才？还有杂技剧团，学翻跟头是难，但学滑雪并不难。为什么不可以让杂技运动员去学滑雪？”
在体育总局的诸多改革举措中，“扁平化管理”的影响也不小，调整了体育总局党组成员的分工方式，将原先各自分管几个部门、单位的块状管理方式，调整为以业务条条“一竿子插到底”、条块结合的“扁平化”管理。
但实际上体育改革还面临着外界的诸多不理解，其实在业内，也有不少障碍。
“无论是支持改革的，还是反对改革的，都或多或少地都被动了蛋糕。”体育总局一位与苟仲文熟识的副司级官员说，管理中心与协会分离之后，原来管理中心的公职人员要做出选择，“要么放弃编制，去协会，要么从协会退出来，留在体制中”。
面对改变，有人在观望，也有人心怀不满，某省体育局副局长就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过对当下的体育改革“有些看不懂”。资深体育媒体人房学峰也观察到，推行改革时常常会遇到各种障碍。
还有人对改革流露出担忧，新任命的专项体育协会主席中，就有人从未接触过所负责的体育项目。
“他们是不是真正的专业人士？协会是否会成为另一个‘衙门’？”有业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了这样的疑问，“一切仍待观察。”
本文转载自南方周末，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体育改革这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