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至次年春，东北全部沦陷，同年3月8日，溥仪被扶持成为伪满洲国“执政”。在坐上opd宝座后不久，溥仪便在日本人的要求下签订了关于关东州的续约，续约中规定，日本将“续租”关东州99年，合约期满时间为2031年。日本在占领东北后决定以东北为跳板，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渗透，于是东则成为了日本入侵的前哨，而大连则成为了日本与东北联络的生命通道。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连各界曾进行罢工以对日本践踏中国主权进行抗议，而足球界也是连球也不踢了。时任关东州最高长官山岡万之助是与日本后来的首相狗养毅统一派别的亲华派，所以未对这些人进行残酷的*河蟹*。
不过在满洲国成立前夕，参与满蒙事变的皇道派占据了上风，而山岡万之助的温和做法遭到了军人阶层的抨击，不久后就离开了大连。自此之后，关东州历任长官均为军人阶层，1932年8月8日，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武藤信义兼任关东州长官，大连足球的发展进入了漫长的黑夜之中。
1932年秋，武藤信义指派自己的亲信山岗担任关东州文部处总长，让他来管理关东州的大小文体活动。山岗的另一个身份是关东州电车株式会社社长，他常年与中国人打交道，知道如何恩威并抚地对待中国人。由于当时日本的球会与中国的球会已经因为“九一八事变”而彻底翻脸，基本不相往来，日本不想让奴化教育受阻，但更不想让中国人在体育领域另立山头，于是山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32年年底，在日本人的牵头下，大连市足球联盟正式成立。
大连足球联盟终结了此前大连足球“各玩各的”的乱象，由于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相当一部分外国移民离开了大连，这使得在大连踢球的群体只剩下了日本人和中国人，大连足球联盟的成立意味着职业足球联赛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但同时中国人原本在体育界仅有的自主权也被日本人收到了手里。
1932年12月31日，大连足球联盟第一次会议在旅顺进行，山岗在会议上向中国的球会领导说明了足球联盟的规则，规则规定：“1、每年春秋两季各进行一次单循环赛事，根据总成绩来决定联赛冠军；2、日本球会和华人球会均为联盟之主体，日本的满铁俱乐部和华人的中青球会、隆华球会各处一名代表，三人共同担任足球联盟的理事，而理事长则有文部处总长山岗担任；3、各球会之间球员可以自由转让，球员无论日本人还是华人都应当一视同仁。”这一规章看起来很公平，其实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话语权掌握在理事长山岗的手里，所以华人球会在日本人面前还是吃亏。
当时在大连登记居住的总共有113万4074人，其中日本人16万185人，华人96万3875人，其他国家移民2014人（出自昭和十年《日本帝国国势调查》）。所以华人的球队自然比日本的多，不过华人在练球的时候很吃亏，因为大连当时总共也没有几块场地，而且只要日本人来练球，华人只能乖乖的把地方让出来。
日本人曾于1926年在旅顺建筑了太阳沟体育场，这座体育场要比前文中我们说的大正体育场条件好不少，但是日本人规定太阳沟体育场是仅供日本人使用的，华人不得入内。日本人一方面不想让中国人抱团，却又处处排挤中国人，如此自相矛盾的政策简直是精分，这样一来，几支华人球队之间凝聚力更加深厚了。
大连足球联盟在1934年总共拥有13支球队，它们随即又产生了自己的四支强队，分别是华人的中青、隆华，日资企业的中国工人组成的工华以及日本人的满铁。满铁即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旗下的球队，满铁其实有很深厚的军队背景，据老一辈的大连人回忆，满铁在比赛前的训练都会在旅顺的太阳沟体育场进行，而且支持满铁的球迷也全部是日本侨民，满铁在比赛的时候还会有军人在场边看守。
当时满铁的优秀球员有长濑喜八郎、山口藤三、伴田诚次等。它们的拥趸可不只有日本侨民，还有后来的几任关东州最高长官，包括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谦吉，还有多名日本军官都认为满铁是不可战胜的。尤其是武藤信义的继任者菱刈隆，他希望满铁能够在体育领域好好的教训一下中国人，所以对满铁的支持也是特别的大，从日本进口来的牛肉和大米，满铁的球员们都会优先的获得供给。相比之下，在当时连吃大米都会被当做经济犯抓起来的东北，华人球员们的待遇可想而知。
1936年，时值日本昭和天皇执政十周年，为了庆祝，时任关东州最高长官植田谦吉决定举办一次大型的杯赛，当时满洲第一富豪、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特意在日本国内打造了一座银奖杯，并将其命名为“满铁总裁杯”，并告诉这些球会，谁胜利就会把这座奖杯送给谁。日本为了此次比赛煞费苦心，在赛前找浪人打伤了几名华人球员，还把当时的日本国脚本田长康等几名球员征召来比赛，结果满心期待着满铁夺冠的日本人最后大跌眼镜，满铁最终没能取得胜利。愤怒的植田谦吉差点下令枪毙了华人球员，不过碍于公开场合只好作罢。
后来日本在关东州又采取了新的奴化攻势，1940年，伪满洲国文教部征召在大连表现出色的华人球员进入“伪满洲国足球队”，前往东京参加所谓的“大东亚竞技大会”。华人球员们几乎是被枪逼着坐上了前往东京的飞机，尽管在东京表现出色，但是在外媒对他们拍照的时候，他们一直都在有意的遮挡胸前的“伪满洲国国旗”。
其实此时的大连已无正常的足球环境可言了。1939年，战犯头子梅津美治郎出任关东州最高长官，此时正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日本的以战养战政策自然波及到了大连和东北，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水深火热。
当时被征召进“伪满洲国足球队”的蔡宝珠老人拒绝了前往日本参加比赛，差点被打死，当被外人问道何苦如此的时候，蔡宝珠回答：“祖先故土，不忍弃之”。日本人粉饰“东亚太平、王道乐土”的假象骗不了任何有着赤诚之心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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