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委会专家委员会的消息以非官方形式被披露出来，这具有互联网时代的必然性。
冯树勇、黄玉斌、王义夫、李永波四位率先名列这个名单，这具有意料之中的必然性。
最年轻、个性张力最强的李永波引起人们最多议论，这具有流行文化意义上的必然性。
屈指二十多年，我与这四位相识甚久、相知颇深，每念及此，多少往事会涌上心头，那是没法一一细数的，这里只谈三个观点——
观点一：他们在各自领域里的贡献永垂青史。
冯、黄、李三位都是九十年代初的体坛“少帅”——
冯指导是学者型的。他曾经最看重的身份并非“总教练”和“副主任”，而是“国际田联高级讲师”。二十多年来每临奥运会，我视野内的几百位中外运动员的任何一人资料，只要有不明白的地方必须请教冯指导，他是一本“田径大辞典”，随便就能把其中任何一人的成绩说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黄指导是农夫型的。最擅长的是埋头耕耘，就像一头只会耕地的牛。过去那些年，中国体操队特别是男队成绩好的时候，一定是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时候，而成绩不好的时候则往往会因为两种情况：一是他不在队里了，二是他的心思不全在队里了。
李指导是时尚型的。他带领队员获得过多少个世界冠军不是最重要的，这些世界冠军的成就当然也不是他一个教练的功劳，重要的意义是：中国羽毛球队曾经既是金牌之师又是时尚之师，性格教练是性格球员的榜样，不管在有关中国羽毛球的各种争议中孰是孰非，每一个故事都是成年人的故事。
这几位少帅就位的时候，王义夫还只是奥运会的新科状元，他与前三位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作为运动员的成就超过了前三位之和：除了六块奥运会奖牌之外，他还是有史以来亚运会成绩最好的中国运动员，获得过包括14块金牌在内的25块奖牌，在世界三大赛上、仅个人项目就获得过21块金牌。
作为各自队伍的总教练，他们的贡献是名垂青史的，就奥运会而言我们尤其不能忘记的，是2008年的黄玉斌和王义夫、2012年的李永波和2016年的冯树勇——这是他们各自的巅峰作品。
观点二：专家委员会的设立一举两得地解决了束缚和异化问题。
假如按照上个世纪的设计，项目中心的管理体制能早一点完成去行政化的协会制改革，上述四位都将是各单项协会主席的合适人选之一，但由于中国体育界在最近大约十年来背离了中心制的初衷和发展的正确方向，使他们在赢得荣誉的同时并没能摆脱体制的束缚，并且在这种束缚中渐渐老去。
他们虽然挂着“总教练”的头衔，但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并没有充分的话语权；作为各自项目中心的行政副手，他们的很多宝贵时光被文山会海消磨掉了，比如我曾经多次看到其中的一位或者两位吃力地念着手里显然是别人替写的发言稿、或者不能不听着一把手说一些让他们似懂非懂的语言。
但过去的那种体制，又让他们不得不去出任一个行政职务：一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职务的话，他们在这个体制下会更加没有话语权；二是因为，如果他们不去谋取这个官衔的话，他们就会影响别人的升迁。
中国体育界就这样被异化成了官场，并且仍然具有其本来就有的名利场和商场的特点。在官场文化的耳濡目染中，上述几位的人生其实也不无扭曲和不无异化：他们能否取得更好的成绩固然和他们自己的名利有关，但同时更关乎别人的官位——他们从跳远、杂技、打枪、打球开始的幸福人生，最终被捆绑在一整条利益链上，这是一条贯通上下、连接内外的利益链，他们自己也成了利益共同体里的一部分，就连“为国争光”都越来越具有了“官腔”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专家委员会的设立，其意义首先是解决了体制对他们的束缚，使得他们不会因为到了退休年龄而告别自己钟爱的项目，其次是避免了体制对他们的异化，使他们不必瞻前顾后或独断专行、可以畅所欲言或按劳取酬，等于是给了他们一个更广阔的民间的舞台。
观点三：他们在新的岗位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里有两个相关的问题：
第一，专家委员会的设立者能否给予这些老教练发挥才能的充分空间？
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领导者的智慧与韬略、理解与信任。
第二，专家们更需要体现价值的领域到底在哪里？
有一点可以肯定：老教练们今后在竞技体育层面，固然有必要参谋顾问甚至一定程度上指手画脚，但如果他们只做这些事，专家委员会的价值就太狭隘了。
我认为，今后这几位仁兄更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一在项目的普及、二在文化的传承。
首先，中国体育的很多项目、包括他们四位所从事的项目，有基础重构和体系再建的必要性，至少在目前看来，这几位不但是适当人选、而且都年富力强。举例说：王义夫很想做的一件事，是在国内推广“目标冲刺”运动、通俗地说就是跑步射击，以前他做这事属于“不务正业”，现在做则顺理成章，而且据我判断，这项运动迟早会进入奥运会。
其次，这几位所在的项目，尤其是黄王李所在的项目都是中国竞技体育的优势项目，有必要认真地总结项目历史和做好文化传承，这也是几位老同志应该承担起来的责任。举例说：几年来李永波曾经和我们多次认真讨论过重修《中国羽毛球运动史》的问题，建议他不妨把此事做起来。
说到李永波，我还有一个观点不能不说：议论其卸任的文章一天来出现了不少，但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却被集体忽视了——九十年代初中国竞技体育进入“少帅”时代有一个重要背景，是很多中国优秀运动员不愿意当教练，其中有市场经济的冲击问题、更有当时的国内外大环境导致国人缺少“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问题，因此同时就位的李永波和黄玉斌、蔡振华、冯树勇一样，都放弃了在当时看起来更有利可图的出国发展的可能性，而在那个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一个惊人相似的地方在于：当国家队教练是一件苦差事，而且还不一定真能名利双收。
单凭他们初出茅庐时的勇于担当，年青一代就有必要对他们当初的选择多一份敬意，哪怕他们身上后来确实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本文转载自房学峰，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一举两得 中国奥委会专家委员会解决束缚和异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