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公平——中国足球改革之道

随着广州恒大在中超联赛中称霸和亚冠崛起，一个又一个以前仅能在新闻里听说的大牌球星和教练相继登陆中超，创出的天价转会费让世界为之瞠目，也大大提升了中超的知名度。

同时，我们也不时听到某俱乐部为鼓励球队取胜，开出超过500万元的单场奖金。作为球迷，看到这么多优秀球员和教练来到中国肯定很开心，相信这样的现象对提高联赛和本土球员的水平肯定是有所裨益的。

但作为研究体育产业的专业人士，我们也很担心，如此巨额的资金投入，能否赚回投资成本？如果亏损怎么弥补？

实际上这几年俱乐部经营主体的转让仍十分频繁，背后必然是原经营者面临巨大损失无法弥补的困境。如果球队不能开展稳健的经营，只求签大牌球星制造轰动效应，这还不是真正的职业足球，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足球产业。

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提出：足球改革发展的近期目标是改善足球发展的环境和氛围，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制定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创新中国特色足球管理模式，形成足球事业与足球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本文试图从建设健康的俱乐部财政制度角度探讨中国足球是否必要引入财政公平政策。

中超联赛及俱乐部目前的运营模式

根据《2015中超联赛商业价值报告》，2015年中超16家俱乐部的总投入超过40亿元，其中有6家俱乐部的投入超过5亿元。

根据德国权威媒体“转会市场网”的统计，2015年中超联赛引援总支出高达1.08亿欧元，仅次于英超联赛的1.59亿欧元，在全球各足球联赛冬季转会支出中排名第二。中超的知名度也在世界范围内显著上升。

今年7月，中超直播登陆英国天空电视台并获得好评。中超联赛的观众也在逐年增加，2015年达场均2.2万人，这个数据已经成为世界第六，亚洲第一。广告赞助收入是中超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15年中超联赛获得的赞助费达到5亿元以上。中超公司的总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7亿元，运营态势较好。

中超版权的价值也显著提升。2015年，体奥动力公司以5年合计80亿元的价格成为成为“中超电视公共信号制作及版权合作伙伴”，这体现了中超品牌价值正在获得更高的承认，可望为中超公司和各俱乐部带来更高的收入。

然而，中超公司的盈利不代表各个俱乐部亦处于盈利。据悉中超12年来中超俱乐部投入和营收的严重失衡，一直没有得到改观。2015年中超俱乐部的整体亏损达15亿元。

根据在新三板上市的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公布的2015年报显示，2015年该俱乐部总营收超过3.8亿，总成本约为13.06亿，亏损达到了9.53亿。相较于2013年和2014年分别亏损的5.76亿、4.83亿，2015年也创造了该俱乐部亏损的新高。收入分为五个方面，包括门票(55.24%)、广告(33.29%)、商品销售(5.32%)、比赛出场费(4.74%)或奖金以及特权使用费(1.41%)。

根据中国足协数据，恒大2014年场均上座人数达4.22万，居中超各俱乐部榜首。2013年、2014年恒大主场门票收入分别为1.19亿和5500万元。

另外，向球迷销售周边产品(印有球队商标和纹饰的服饰、纪念品等)亦带来一定的收入。广告、赞助收入是恒大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13年、2014年，广告收入占营收的比值为65%。但恒大此项收入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13年为2.69亿，2014年为2.23亿，2015年前5个月仅为4400万，降幅惊人。

“球员技术资产摊销”是引进球员费用在本年度内的摊销，即转会费。2014年恒大引援投入2.2亿元，占全部16支球队总投入的近三成。2015年前5个月，恒大引援开销即已超过2014全年的水平。仅引入阿兰、高拉特两项投入，即占中超16支球队当赛季引援总投入的35%。

目前中超俱乐部的母公司大多来自房地产行业，如恒大、富力、绿地、绿城，其投资足球仅仅是为了给母公司做广告，增强母公司品牌价值，或者通过足球与当地政府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便于房地产等主业的发展，故有人戏称中超联赛为“房超”。

从这样的“一盘棋”思维考虑，有可能投资人确实可以把账算平，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在足球俱乐部经营中付出的成本，在母公司主业经营或其他方面赚回来。

故当前中国职业联赛依然带有企业主导的浓厚特征，一旦母公司的期待没有得到实现，就可能随时放弃足球俱乐部，俱乐部只能转让，漂迫，甚至解散。十年俱乐部都做不到，更别提建设百年俱乐部。

欧洲实行的财政公平政策和澳洲联赛的工资帽制度

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UEFA Financial Fair Play）是由欧洲足联于2010年颁布的一项针对欧足联旗下赛事参赛球队的财政法案。

财政公平法案旨在规范各俱乐部的财政行为，为足球俱乐部的财政增加更多纪律性和合理性；减轻转会费和球员薪水的压力，控制通货膨胀的影响；控制俱乐部财政赤字，鼓励俱乐部在收支范围内竞争；鼓励对青少年足球和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保护欧洲俱乐部足球的长期发展；确保俱乐部及时的消除债务。

该法案已于2013/14赛季正式生效。财政公平法案的两项基本规定是：收支平衡和滞纳金规定。违反财政公平法案或审核未通过的球队，将会受到欧足联的处罚，包括警告、罚款以及减少赛事报名人数，严重者将被取消欧足联赛事的参赛资格。

2014年5月17日，欧足联宣布英超曼城俱乐部以及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因违反财政公平政策，遭到罚款6000万欧元的重罚，同时球队被要求降低工资水平、限制单笔交易最大额。

借鉴了NBA模式的澳大利亚超级联赛，推行限定俱乐部薪资总额的“工资帽”制度。

澳超每家俱乐部用于球员教练的“工资帽”在250万澳元左右，这笔工资开销占俱乐部总投入三分之一。每个赛季澳洲足协还会给俱乐部巨额分红，平均每家俱乐部的分红高达250万澳元，这个金额大体上跟工资帽相当，也就是说俱乐部基本上不必为球员的工资发愁。

为了确保票房，每家俱乐部允许有一名超级球星的薪水在“工资帽”之外，且上不封顶。虽然澳超并无中超如此大的手笔，但在亚冠中的竞争力并不弱于东西亚诸强，西悉尼流浪者队在2014年获得了亚冠的冠军。而且随着澳大利亚多次打入世界杯，澳大利亚球员也是欧洲联赛非常青睐的外援目标。

可以说，即使不追求巨额利润，保持财政平衡和健康也应该是所有商业主体的共同目标。如果任由一队独大，忽视稳妥经营的小俱乐部利益，最终会影响足球运动整体发展。

不过，欧足联在推行财政公平竞争原则时亦遇到极大的阻力。包括穆里尼奥等著名足球界人士都发表过抨击财政公平政策的言论。对不少土豪老板来说，有钱不许花是一件很憋屈的事。而要迅速提高球队的竞争力，实现“大跃进”的目标，烧钱买最强的球员无疑是最佳捷径。

2015年6月，欧足联通过了一项议案，同意放宽财政公平竞赛法案，未来俱乐部如果希望在转会市场上花更多的钱，他们只需要向欧足联提出申请，并且提交未来规划证明自己的引援花费并非“孤注一掷的赌博”，而是可以通过合理的商业模式，并在三个赛季内实现收支平衡。

时任欧足联秘书长的因凡蒂诺强调，“这次改革的目的是希望让俱乐部通过引进球员取得好成绩，并且带来更多的收入。‘要提高收入就必须先投资’，欧足联现在允许投资人加大投入，但你的投资必须健康、合理、可持续发展，必须带来更多的收入，这样才能提高俱乐部的竞争力。我们不希望看到有些俱乐部老板承诺了很多，但最终却无法实现。”

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

• 改革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要求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

• 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立足长远，促进俱乐部健康稳定发展，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

• 避免俱乐部随投资者变更而在城市间频繁迁转、缺乏稳定依托的现象。

该《方案》第十二条特别提及：“探索实行球队和球员薪金总额管理，有效防止球员身价虚高、无序竞争等问题”。笔者认为，为了实现这样的整体目标，有必要对目前中超球队在转会费、签字费及其他开支方面不顾一切地滥用资金，无视负债的状况进行一定的管制。

首先，中超联赛还不是世界主流足球联赛，应正视这样的定位。

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总体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足球水平不高，国家还不是超级大国的背景下，在足球联赛中一掷千金而未创造相应价值与国家和联赛的整体形象不符。

其次，必须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既然把足球也视为一项产业，必须以商业眼光来考虑每一项经济行为，究竟有无可能获得预期的回报。虽然从整体考虑，足球俱乐部只是母公司产业链上的一环，母公司在主业、与政府关系、广告效应等综合考虑，可能不亏或者少亏；但在微观层面上，很难想象江苏苏宁队2016年在国内外转会市场投入1亿多欧元如何收回成本。

欧洲豪门球队为了欧冠可以放手搏一把，如果打入欧冠，获得的回报会是巨额利益。留在英超或是降入英甲，在财政上的差别是巨大的，英超昂贵的转播权使英超俱乐部获利丰厚。

而目前中超和亚冠在经济上的回报还完全不是欧冠和英超那个档次。只能理解，随着球队成绩的提高，使母公司的品牌价值也相应得到提高。正如六年里，恒大5夺中超冠军，2次获亚冠，极大提升了恒大的品牌传播和影响力。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的数据，恒大集团入主广州队前的2009年，恒大地产合约销售金额为303亿元，在当年的房企销售额排行榜中仅位列第七，不及地产界领头羊万科的一半。六年后，恒大销售额达到2013.4亿，上升至全国第三，六年间增长了564%。同时，借助俱乐部重要比赛的影响力，恒大集团推出了恒大冰泉、恒大人寿等新业务。因此，足球给恒大带来的效应远非盈利本身所能衡量。

然而，每年全国只能产生一个联赛冠军，恒大的成功并不能直接复制给所有的中超俱乐部。现阶段我国足球商业开发模式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相关产业链商业开拓难度较大。

而像苏宁、上港、鲁能等企业即使不参与投资足球，也早已是全国顶级的大企业。尤其是上港和鲁能都是经营业务较为特殊的国企，即使在足球联赛中取得全国冠军也很难与主营业务产生直接的联系。电能卖得更多？还是入港的船舶显著增加？如今中超俱乐部的不少投资人已经是在主板上市的企业，应该更加重视平衡经营，把上市公司规范管理的理念带到足球俱乐部的经营中去。

第三，高价高薪降低了中国球员的国际竞争力。

咋看上去，中国球员在国内转会中也能卖到800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是对球员能力的肯定，但这只是在供求关系不平衡时的特殊价格体现，而对球员能力的反映却是次要的。

背负高身价未必对所有人都是好事，有些球员会因此背负巨大的精神压力。给年轻球员过高的工资也会容易使球员的进取心降低，即使有机会去欧洲联赛踢球也可能考虑经济原因而放弃。好球员配得上高工资当然是正确的逻辑，但还是应该和联赛的整体档次及水平相匹配。

第四、如果放任无序竞争可能导致联赛崩溃。

追求好的联赛成绩这个目标无可厚非，要取得好的名次必须投入资金引进优秀的球员和教练，这样的路径也没错。但是如果投入的巨额资金没能达到预期的成绩，投资的目标就可能无法达到，继而成为一笔巨额亏损。如果参加联赛的俱乐部普遍亏损，甚至巨额亏损，就会形成债务危机，进而导致破产的风险。

因此，无论是实行与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类似的政策，或是采取与NBA类似的工资帽或奢侈税制度，笔者认为，中超联赛的管理者有必要正视当前中超这种疯狂烧钱的现象，要通过行之有效的措施保证每支球队财政健康，风险可控，即使这样的措施在短期内会影响俱乐部引援的规模和名气，对联赛的轰动效应会有所降低，也可能间接影响中超球队在亚冠中的竞争力。

但从长远来说，只有降低虚高的转会费价格，控制薪酬规模，才能增加中国本土球员在中超联赛的上场机会和出国踢球机会，从而真正对提高中国足球水平起到帮助。

如果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二十年来，管理层一直没有意识到俱乐部的亏损经营带来的巨大风险，是与事实不符的。

然而，过去足协仅仅注意到球员的工资比普通社会公众高太多，而从限薪的角度予以规范。但在实际执行中，产生了很多阴阳合同来规避限薪令，也产生了更多的纠纷。而且很多专家也认为以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经营是与市场经济基本原则不相符的。

笔者认为，如果市场主体均能理性经营，遵守基本经济规律，反映在市场经营上是盈亏平衡并且有盈利的模式和趋势，那么行政管理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的确不需要实行过多干预。

在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足球产业虽被广泛看好但尚未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时，不顾收支状况而一味进行“军备竞赛”，最终会对俱乐部经营带来巨大隐患。这时管理层应当适时推出一定的引导性文件，起到舵手的作用，使中国职业足球这艘大船平稳的开好，经得起风浪。待到市场开放成熟，俱乐部普遍建立固定的盈利模式后，行政干预的手段可以并且应该逐渐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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