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美职篮冠军达拉斯小牛队老板，坐拥全美第一家全天候播送高清晰度电视节目的频道HDNet公司，马克·库班（Mark Cuban）向来以口无遮拦而闻名。然而翻开他的职业履历，却又是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在体育、网络、电视媒体等不同领域都取得了显赫的成就，成为大家最爱的亿万富翁。
（成文时间：2011年4月16日）
33年前，马克-库班来到达拉斯，永远地改变了当地的体育面貌。
距离24岁生日还有三周，马克-库班开着他那1977年生产的菲亚特X1/9老爷车，一路漏着汽油和激昂的心情，闯进了达拉斯这座城。
那一天是1982年7月7日，库班携带的全部家当是为数不多的现金、皱巴巴的衣服、睡袋、一辆二人座的车——车底板还穿了个孔，他受到五个哥们的合租邀请，虽然那是一所只有三间卧室的公寓。
在那之后他是如何强势崛起、成为坐拥城市篮球队老板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那这些故事背后有怎样的人生铺垫？是什么吸引他漂泊到达拉斯？那些室友又是谁？他们现在又身处何方？
让我们认识一下格雷格-席佩尔、戴夫-奥布莱恩、迈克-斯特里、戴夫-卡尔和马克-卫斯理。这些如今也已五十多岁、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人，对他们当年的室友还存有与众不同的印象。他们给这个拥有怪诞眼光的奇葩同居者取的绰号是“Cubano”和“Slobins”。（译注：第二个词可能是Slob的演变。）
席佩尔说：“说真的，当库班出现在我们穷得连门槛都踢没了的公寓门口时，每个人都在盘算，‘五个老爷们已经够挤了，第六人是什么鬼啊？’不过我们又多了一个人分摊房租，这让大家感觉好了很多。”
是侥幸还是命运？为何库班会在石油热潮的末期、赶着1981-82年美国经济衰退时期来到这座受影响最小的城市之一。
“那时候的达拉斯，和现在一样，倡导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库班说，“你想干什么压根就没人拦着你。”
“无论身在何地，我只是尝试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任何事情。我考虑到自己本身就一无所有，所以不必担心失去什么，对吧？所以我只管放手去干了。”
1981年库班取得商业学位后，在印第安纳州伯明顿的校区内经营着自己的“小丑酒馆”，直到有人举报他的顾客中充斥着未成年人，其中甚至混杂着湿T恤大赛的选手。
这时候，印第安纳大学同窗席佩尔也毕业了，并且没有找到工作。席佩尔嗅到了远在达拉斯的机遇，他驱车到达后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库班。
“蒸蒸日上的氛围，充满能量，看不够的漂亮女人，天气也很好，带上你的家当，滚到这儿来。”
达拉斯欢迎您
库班喜欢开玩笑说，达拉斯体育历史的翻篇要归功或者归咎于席佩尔。
由此，库班也认识了席佩尔的四个来自印第安纳州罗切斯特的高中同学。
第一个住进公寓的是奥布莱恩，他也是席佩尔在印第安纳大学兄弟会的成员。奥布莱恩大四辍学后直奔达拉斯，1981年夏，他和兄弟相依为命，在工地上谋生。
接下去斯特里和卡尔也来了。斯特里一直在俄克拉荷马的一块油田里干活，直到衣服被人偷走。期间他回到罗切斯特时遇见了卡尔，后者正好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辍学。
“我的父母恨不得吃了我，”卡尔说，“我跟随斯特里跑到了俄克拉荷马，到达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我们想要的。我们得知奥布莱恩在达拉斯，所以我们不约而同地说，‘犹豫啥，走呗’。”
城镇化的魔爪不规则地向市区周边蔓延，这三个聚在一起的人搬进了郊区土坡上一座月租600美元的公寓。如今，这块地段已经成为青年人占据的城中村。
80年代“雅皮士”开始盛行，达拉斯似乎已经是风华正茂、蒸蒸日上和物欲横流的社会缩影。而他们居住的郊区村落，是全国各地“雅皮士”和逐梦者的大熔炉，肆无忌惮地释放出荷尔蒙，让这群人在它的怀里朝夕狂欢。
这群人中大部分和库班一样，还背负着学生贷款未偿清的债务。他们在公寓里挤作一团，就像沙丁鱼被麻木地塞进罐头里一样。
“我们的公寓很漂亮，”席佩尔说，“但是所有人搬进去以后，就再没人这么想了。”
作为第四名租客，席佩尔和兄弟会伙伴奥布莱恩共享一间卧室。入住顺序排在第五和第六的卫斯理、库班只能在客厅里凑合，将他们的睡袋铺在棕色的长绒地毯上。
“地上的毯子散发着各种各样的味道，包括美乐和百威啤酒的气味。”卫斯理说，“如果你能够安稳地睡去，也决不会幸福地醒来。”
“旅馆”
六个人没有谁还记得公寓的门牌号。他们简单地称其为“旅馆”。
昔日的山头反复承受着拆毁和重建。“旅馆”占据高层，从那里能远眺到一条小溪，还有格林维尔大街与西北高速公路的交叉路口。
衣柜里已经没有空间了，所以未来的富豪库班将他的衣服堆叠在房间一隅，谁也猜不准到底哪件是洗过的。
“他在自己的角落怡然自得地过活，”卡尔谈到库班，“工作的时候他套上那些衣服，皱巴巴的样子不忍直视。我们会逗他，‘Slobbins，你不会真想穿这身出去吧？’”
万幸“旅馆”里有两间浴室，但是库班称连毛巾的日子都不好过，他带来的两条一直用到裂口，几乎丧失了吸水的功能。
库班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格林维尔的酒吧当服务生，斯特里是管道工，卡尔和卫斯理又钻进了工地。
奥布莱恩先是试着卖人寿保险，然后跟着光荣毕业的席佩尔做电话簿广告营销，而席佩尔进军杂志广告销售之前，是推销防盗网的。
用《开放的美国学府》（译注：1982年美国电影）里的话说，就是日子并不滋润，但时常充满了想象。
这几个印第安纳来的土著用一些业余球赛愉悦自己的篮球爱好，小牛队进入第三个赛季的球天，他们才想起去看一场像样的比赛。
他们在触及18k的年薪之前，下馆子只能在elan（译注：库班打过工的达拉斯一家俱乐部）、Confetti和Studebaker等廉价餐厅狼吞虎咽。日常主食则是汉堡助手（译注：Hamburger Helper，一种蘸酱和调味料的意面）、速溶汤和奶酪通心粉——库班通常自己再加一勺冷藏的意面肉酱，或者是罐装鸡肉和饺子。
“我们每个人都储备了一大袋土豆，往微波炉里一放，一天的伙食只花1美元”，斯特里说，“每天我们都搜寻着招聘启示，寻找一份新工作。”
新工作？
这几个人里面，只有席佩尔和奥布莱恩了解库班，因为他们拥有在印第安纳大学同窗的经历。
席佩尔告诉其他室友，库班是能折腾的主，是个精明能干大事的人。
库班在印第安纳时靠发连锁信赚了点外快（译注：chain letters，一种连环诈骗手法，风格类似“不转不是xxx”，其中的金钱流通看似每个人都能受益）。不管怎样，他盘下了校园的一家自助餐厅并开始教授迪斯科舞蹈课程。在说服前任老板让自己开派对并自主盈利后，这个餐厅很快变成了他的小丑酒馆。
卫斯理称，席佩尔和库班凭借当初的劲头，迅速扩大了“旅馆”居民的社交圈：“100倍的速度。我们每个月第三个周末都开一次派对，这块地盘被我们收买了。”
席佩尔声称他和库班有一个双管齐下的使命：“我们赚的钱越多，女人也就越多。”
让我们看看有这般雄心壮志的库班的眼镜吧。像玻璃瓶底一样模糊的镜片嵌在黑框里，一边的镜架还需要运动胶带粘住才不会脱落。但是库班不介意这些。
“眼镜经常突然掉一半下来”，席佩尔说，“莫名喜感。”
库班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当然有钱买个新的：“胶带挺管用的。而且，在‘旅馆’外面也没人注意到这里来。”
库班将这副眼镜放在靠后的马桶盖上，为了方便在周日的早晨从头到尾啃食一遍报纸。
“派对散伙的一个早晨，我们听见他叫嚷着‘噢，xx！’，”卫斯理说，“大家在“嗨”的过程中，有人将他的眼镜‘碰落’进了便池里。”
“他怎么做的？打捞起来，用水冲了冲，照旧看起了报纸。”
库班在玩乐和工作上的技能点是平衡的。他找到了第二份工作，在达拉斯第一家电脑软件商店Your Business Software做销售，不必担心他对电脑几乎一无所知。
毕竟，至少他搬回了小丑酒吧里棕色的人造毛毡做的组合式沙发以及朦胧美的背后投影电视机。有了这长了皮癣似的沙发，库班再也不用睡在重口味的地毯上了。
“沙发上到处是污秽的细碎状渍迹”，席佩尔窃笑道，“你可能都不想让自己的狗睡上面。”
商业头脑
1982年12月，“公寓合伙人”们惊讶地发现门上贴着封条，告知他们逾期不交房租的后果。
他们一直将自己的那份租金统一交给奥布莱恩，并且以为那家伙付了房款。结果奥布莱恩加入美国空军，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下每人还得另外再掏125美元。
卡尔记得当时库班喃喃自语道：“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迈过这个坎。”
卫斯理称这个城中村“具备拉拢人群的吸引力，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将你驱逐出去。但是，也有数不清的孩子在这里成长，数不清的友谊和商业关系在这里建立，不断孵化着灵感。”
库班和席佩尔离开了“旅馆”，辗转到另一个相邻的“村庄”，位于城市的边角。“旅馆2代”的住客还有库班的弟弟杰夫，以及另一位印第安大学的毕业生斯科特-祖森斯。
“旅馆2代”原封不动地维持了8个月，这段时间足够库班挣钱买下他能找到的最大、最酥软蓬松的毛巾。
这段时间也足够库班被Your Business Software炒了鱿鱼——他违抗了老板打开商店的指令，尽管他拿下了一笔不在份内的软件销售的订单。
那一天是星期四。第二天下午，“旅馆2代”的成员们驱车前往加尔维斯顿——那是一辆库班用空头支票从朋友手中“买”来的红色福特敞篷车。
祖森斯和席佩尔还记得库班木讷地置身于沙滩上的女孩们之中，在黄色的拍纸本上写着笔记——其实他是在勾画着自己即将成立的公司MicroSolutions的蓝图。
库班说服了祖森斯放弃投资银行提供的工作，加入他的MicroSolutions。库班从此在夜生活上有所节制了吗？想多了，MicroSolutions在不断成长，库班派对的规模也随之壮大，他们再次成为“村子”的风云人物。
库班、席佩尔、祖森斯和他们的新邻居杰夫-斯沃尼租下了榆树街的一个仓库，摆出50桶啤酒，以人均20美元的价格迎来2000名顾客。斯沃尼后来将仓库改建成俱乐部风格，推动了Deep Ellum的复兴（Deep Ellum：达拉斯东部汇聚艺术和娱乐氛围的特殊街区文化）。
“那次宴会之后，我们平分了赚到的钱，每个人能得到五千到六千美元，这让我们异常激动，”祖森斯说，“但我记得大家想的是，‘这只是蝇头小利而已，将来我们还能赚更多钱。’”
他们做到了，尤其是库班。1990年，MicroSolutions卖了600万美元。库班的下一份事业，Broadcast网站在1999年被雅虎公司以59亿美元收购。
祖森斯始终跟随库班一同打拼，直到股份被买断，在雅虎公司工作到了2009年。这些年来，库班一直在招募席佩尔做自己的“贴身顾问”，但是后者已经开始经营自己的数字媒体销售公司。
如今席佩尔是《国家地理》的项目人之一，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处于半离职状态。之前的一个夏天，他在“其他几个印第安纳州的傻兄弟”的陪同下，坐在库班的奔驰G550里，前往墨西哥坎昆参加达拉斯小牛队老板的生日宴会。
席佩尔后悔没有接受库班为他提供的众多岗位吗？
“我和马克同居过，知道他的为人，”席佩尔笑了起来，“尽管我知道他的主意一向很准，但是那不是我职业生涯应走的道路。”
“我能像他一样拥有这么酷的车吗？也许能。但是我能过得更快乐吗？我看未必。在生命的任何阶段，我都不可能比现在更快乐了。”
“简直疯狂”
从概率上讲不太科学，但是事实是其他四位“旅馆1代”的室友也享受了成功。
斯特里拥有了自己的排水系统公司，成为达拉斯声名鹊起的人物。斯特里自己是小牛队季票的持有者，但是库班有时会将他的孩子也带到场边席。
卫斯理在印第安纳经营着手机市场，当小牛客场对阵步行者时，他也会赶来和库班会晤。
“有人曾经向我问起过库班，我开玩笑说，‘他在为自己的第二个十亿努力，而我在为我的第二个百万奋斗’，”卫斯理说，“如果是与我关系亲密的朋友问起，我就不这么说，而是‘马克-库班和我一起滚过啤酒色的毯子。’”
1983年，卡尔回到罗切斯特成为豪宅的建设者。他知道库班发达了，但是当卫斯理在1999年打电话告诉他库班卖掉了Broadcast网站时，他非常吃惊。卡尔表示自己买了2000美元的股票，在四天后卖出净赚4000美元。
“我来告诉你最疯狂的，”卡尔说，“有一天我在半夜醒来，调到福克斯电视台，看见库班在一个专家会议上对经济侃侃而谈。我猛地坐起来，心想，‘这什么鬼？这是我们唤作Slobbins的家伙？太疯狂了！’”
“前一分钟，我们几个男人都要觉得活不下去了。后一分钟这个家伙就上了电视，对着世界上最牛逼的几个经济学家谈论如何逆转形势。”
奥布莱恩在空军部队服役四年，又在罗德岛生活了15年。现在定居在佛罗里达州克利尔沃特附近，名下有两家小型物流公司。
现在他已经对达拉斯的往事感到释怀，对自己也是一样。
“我在黑暗笼罩的日子里，拖着塞满衣服的行李箱离开，”奥布莱恩说，“那段时光充满乐趣，但是直到我成为一名有责任感、能为社会出力的公民，说实话过去有点不堪回首。”
在奥布莱恩离开后，他的弟弟卖掉了他的卡车，用任何可能的方式弥补。光阴荏苒，奥布莱恩确信已经偿清了“旅馆”的债务。
但是几年前他和库班联系时，对方在几封往来的邮件中进行了嘲讽，“你什么时候欠我钱的？”奥布莱恩打电话给席佩尔，后者镇重告诉他，当时的125美元对他们几个而言是多么沉重的包袱。
奥布莱恩算上5%的利息，给库班寄去了一张500美元的支票，并附文称如果库班不想收的话，就捐给他的Fallen Patriots基金会。
库班什么反应？他兑换了现钞，可能嘴角还挂着微笑。
不要轻易辜负了往昔岁月。
声明：本文转自虎扑翻译，配图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文标题：马克-库班：贫民公寓的亿万富翁